美国是个饱受实用主义洗礼的国家，只有我们国家的人会认为不管大学里的知识实用性有多大，只要是书本上的知识就值得花钱学习，而美国大学很大程度上是学习技能的场所。

    今年的春节，我是在美国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度过的。在一个中国教育记者的眼中，我看到了美国之所以是美国的原因。

    大学的“商业化”

    密苏里大学是一个大学系统，像其他许多州的公立大学系统一样，它也有好几个分校：哥伦比亚分校、堪萨斯分校、圣路易斯分校、罗拉分校，其中哥伦比亚分校是最大的一个。大学系统有一个总校长，总体负责系统事务，与州政府商洽经费拨款问题。每个分校又有自己的分校长，具体负责该分校事务，聘任各院系主任，院系主任负责院系事务，聘用教授。虽然院系主任和教授招聘时都要有一个由各方面人士组成的挑选委员会负责，但最后决定权仍在校长和院系主任手中，这种聘用机制非常像公司的聘用机制。
    只是，成绩突出的教授或副教授，可以晋身终身教师职位。一旦进入这个职位，院长、系主任就不能轻易解聘。这是美国大学为了保护优秀教师学术研究自由的一个措施。但终身教授或副教授也不是绝对不可以解聘，院长通过启动一个程序后，依然有可能达到目的，只是要复杂得多，而且需要足够的证据证明终身教职人员不称职。我曾看过现在正在美国一个大学担任教育学院院长的万毅平先生的一本书，他就讲到他如何以启动这个程序相威胁，将一位太老的教授“劝”退休了。
     有意思的是，不像我们一般想象得那样，院系主任通常是学术研究能力最强的人。他们的学术研究能力当然需要说得过去，但他们最强的应该是管理和筹资能力。即便是拥有公共财政支持的公立大学，筹资也是头等大事。筹资一般面向校友或系友，根据万毅平的描述，常常需要耐心和潜在捐款者联系数年，有时才能得到一笔大捐款，这需要的绝不仅仅是学术研究能力。我在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就碰上该校收获了两笔捐款。一笔是教育学院的系友捐给教育学院的２００万美元，用于支付薪金聘请一个讲座教授和系里添置资料。另一笔，是新闻学院一个系友创办的一个基金会（位居全美私人基金会前５０之列）向新闻学院捐了３０００万美元。据当地电台的消息说，这笔密苏里大学有史以来最大的捐款，是在公布前的最后一秒才敲定的。可以想见迪恩的工作有多么艰巨。
    这３０００万美元，按当地媒体的报道说，将用来建设一个高级新闻研究中心，其中１６７０多万元将用于建设一幢新楼和翻新两幢旧楼，供中心使用；１８３万元将用于装修和购买设备；其余１２４０多万元将用于中心启动后六年内的人员工资和项目资金。六年以后的人员工资和项目基金怎么办？在新闻学院读书的妻子说，或者向州政府要，或者去找项目基金，总之要自己找食。

    大学的“实用主义”

    在我们国家，读书总被笼罩着一种特殊的光环。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美国是个饱受实用主义洗礼的国家，只有我们国家的人会认为不管大学里的知识实用性有多大，只要是书本上的知识就值得花钱学习，而美国大学很大程度上是学习技能的场所。硕士研究生的目标也只是高级实践人才，并不非常强调理论。以新闻学院为例。这个学院自己办有一张报纸、一个电视台、一个广播电台和几份杂志。它的报纸《哥伦比亚－密苏里人》每周六张，有两万多份的发行量，是这个大学城里的第二大报。它的电视台是和ＮＢＣ联合办的，采播当地新闻的同时，转播 ＮＢＣ的全国节目。这些媒体都是学院下属的独立实体，每学期接纳该专业的学生去实习做记者。而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有一个学期有一门课就是在编辑部上的，由编辑在实践中指导，期末根据表现给出分数。硕士毕业时有两种方法获得学位：希望将来走理论研究的，可以以论文答辩的方式获得；希望将来继续从事实践工作的，可以通过项目方式活动。即到华盛顿地区一个与新闻学院有固定联系的媒体去工作半年时间，在此期间筹划并实现某个既定的媒体项目：大型选题、刊物调研、报刊创办计划等等，项目完成较好即可获得学位。我的妻子因为不愿离开学校，选择的是论文方式。但是我在那里碰到的一个《广州日报》资助去读硕士的小伙子，他就雄心勃勃地要通过项目方式获得学位。这种方式，当然实践能力会得到更大的锻炼。这同国内无论实践性多强的学科，学生在校期间几乎没有真正的实习机会相比，教育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
    大学的专业更新也非常快捷。很多课是大学生自己选的，而且自己选完如果觉得课不理想，密苏里哥大规定任何时候都可以换课。没有人修的课，老师恐怕就得失业了，所以他们总是在把着社会的脉搏开课。
    在美国的大学里，学术研究，是在博士阶段才真正重视的一个技能。而博士毕业后，最主要的出路就是去大学教书，所以许多志不在此的学生，并不愿意去读博士。
    在美国期间，我在《华尔街日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中国的经济总量大约要四十年就可以赶上美国。回到国内，看到经济学家林毅夫比较乐观，觉得到２０３０年中国经济总量就可以超过美国。但无论如何，经济总量要与美国等量齐驱，看来尚需时日。而即使经济总量一样了，再拿我们巨大的人口分母一除，差距仍然很大。这是铁的事实。我们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对于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深信不疑，但是如何消除这巨大的差距，如何使教育这个发动机在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发挥应该的作用。我们还需要多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