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波明 将证券市场引入中国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建立个股票交易所,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外国人眼里，在中国，股份制是与私有制划等号，搞不好是要被抓进去的

■本刊记者 彭苏 发自北京

难以想像，王波明１米８的大高个塞进“联办”那富丽窄小的英式靠椅里，会是个什么样？就像你无法将资本市场引进中国这段往事，与“联办”稍嫌低矮狭小的空间联系到一起。

“联办”，现称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不管其名如何变动，王波明依然是这里的掌管者，这位联办总干事的另一重身份，还是《财经》杂志社的出品人。

王波明扛着肩，趿着脚地踱进门来。联办成立１7年来，这是他第二次接受采访。

“将股市引进中国的这档子事，在我脑子里一直特别重。自打中国资本市场建立，十几年来风风雨雨，真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回顾评判，我怕我说多了会出错。”王波明眼睑低垂，京腔低沉。

说罢，他就要起身溜到隔壁摸盒香烟。他的步调、他的背影……半百人生，怎么看都透着股不吝。

稍顷，他重新坐回。正如记者王安曾在书中对他的描述：“只要不是正式场合，王从不打领带，坐在沙发上全无坐相，必跷二郎腿，必一会儿就出溜下去，然后再顽强地挺上来，循环往复，乐此不疲。”只是此刻，他的手中冒出一罐啤酒。

想问啤酒的滋味，如同请他回首往事，纯属多余。平淡饮进，咽进的是他少年时，作为前外交官王炳南之子，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特嫌”，母亲自尽离世后，自己过早的颠沛流离；人到中年，作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经济师，亲历了华尔街著名的“黑色星期一”；1988年，第五代海归归国，建立中国股市的前前后后。

领事几乎是把我请进屋

1978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的科技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向当时的中国副总理方毅发出邀请，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赴美商谈中美互派留学生的有关事宜。与美达成协议后，国家教委陆续与英、加、意、法、德等国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有人将这个年段出国的留学生描述为“第五代”，第五代中就有王波明。

王波明是1980年去的美国。此前，他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此后，他在纽约皇后学院学了两年本科，“主要偏重于政治和国际关系学”。

与公派留学不同的是，他是自费留学。“一个亲戚为我提供了经济担保书。”回忆起去美国大使馆办理签证那段，至今都让王波明乐不可支，“当时大陆去美国的人很少。使馆领事几乎是把我请进屋内，意思像求着我似的。到了美国，别人一听说是大陆去的，敢情把你当个稀罕物，都围着你问，你在国内吃得饱么？哟，你还能骑自行车上学啊。”

两年后，王波明以全优成绩毕业，随即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金融。“别看我爸爸是外交官，可一个月才拿300元。钱真让人没办法，不是你全优了，你就想上哪所大学就上哪所大学。是谁给你奖学金了，你就奔谁去。”

当然当然，除了奖学金，吸引他的还有大学本身，“哥大的国际金融比哈佛都好，很多大人物都上那儿执教”。

同样因为钱，上学期间，他不得不在纽约的《华侨日报》开经济专栏，苦心经营千字短文，赚取杯水车薪。这是否为他将来做传媒人埋下伏笔，王波明笑而不答。

总之，在美国当记者，他说他很享受，在美国当记者很有“无冕之王”的感觉。“既然要写美国如何看中国，我必须要把中国的事琢磨透。自从198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步入城市，中国形势就很热闹，几乎天天在变……”

他挺矫情地抛出一个词：“激动人心。”再激动人心，也不及他一头扎进纽约交易所来得痛快，能闯进号称世界上最大的驯兽场，管他“驯牛”或者“驯熊”。

“1987年，哥大毕业后，我乱七八糟投了200封求职信。纽约股票交易所有了回复，我想以前从没有中国人进过那里，于是我就去了，在经济研究部做经济师。其实，当个经济师没什么大不了的，凡是个人就是经济师了。”

凡是个人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呆上四五年，收入都能拿得比卡特总统多。但一年过后，王波明回国了。

“和北京司机一样爱议政的人”

曾有人分析过海归回国的理由：家国情结、拥有政策保障、回国发展空间大等等。这，远不及王波明六年前的一番语言来得生动：

“操！其实在美国的生活腻腻的，周末带老婆孩子去野游，草地上一躺，吃的喝的一大堆，以后几十年的日子也会是这样，不会有大变数的。知道我们要回国，真有些留学生恨得咬牙切齿的，他妈的他们真的要回去折腾？可要让他们回来，打烂坛坛罐罐，老婆孩子哭哭泣泣，他们又狠不下心，只好咬牙切齿。”

今天的他无疑含蓄了、绅士了，“肯定不是被纽约股市的暴跌给吓回来的”。话聊起来挺长，最简单的版本是——

回国前，王波明组织了一个中国旅美商学会，简称CBA。当年旅美的中国留学生有三大会：经济学会、科技学会、再就是CBA。“CBA里主要是学商学生。大伙时常聚会，参政议政意识挺强。”

王波明与后来担任证监会副主席的高西庆的结识,也是缘自CBA。“CBA需要一个律师。高西庆是留学生里唯一拿了律师证的中国人。他和北京司机一样爱议政，激情比较高，也许他太有激情了，以致后来在证监会几进几出。”

“和北京司机一样爱议政的人”，包括了日后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李青原、号称中国“并购之父”的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巍、美林（亚太）中国区主席刘二飞等一干人等。国内来人也是直奔大本营，比如王岐山、周小川、张晓彬、张绍杰、周其仁……

“1984年，北京有一个青年经济学会，社会上知道的人不多，学会里面就有周小川、马凯、楼继伟这些改革之士。”加上在国内时任中国人民银行综合司司长的宫著铭，这些青年新贵们，敢想敢干，早对建立证券交易市场蠢蠢欲动。

改革之士与CBA一拍即合，所聊话题无非是股票、证券、资本市场。“国内来人往往大手一挥，这个想法很好——可是，眼下不成熟。”

“促进中国证券发展委员会”在闲聊中横空出世，每月小聚一次。1988年3月，由王波明、高西庆、王巍执笔，联合李青原、刘二飞、茅桐、王大伟、盛溢，八人共同写成了《关于促成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

“经济学有三要素：人力、原材料、资本市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就缺资本市场。”真要回国建立股市，似乎没几人相信。“你想想八十年代，别说股票，连个股份制企业都少见，更别提《证券法》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都完全没起来。”

虽说没打算一辈子呆在美国，但他并不抗拒纽约，不夜城，有活力，多姿多彩。

经不住高西庆等人的撺掇，得，还是回去吧。反正在交易所内，耳边也不得闲：一个经济师对他说：“王，回中国去，你的作用将是不可替代的。”

正那时，他又得闻早前的一条消息，纽约股票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在中国拜访了邓小平。“邓小平对他说，你们有个纽约股票交易所，我们中国也可以试试嘛。”

东边修车，西边卖包子

1988年5月到8月，整整4个月，高西庆在纽约愣找不着王波明。王安曾戏称这是中国证券史上的一桩悬案，王波明嗬嗬笑道：

回国之前，教育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刊登了一条消息：如果你是自费留学生回国，回国机票一律报销。把我忽悠回来后，上教育部一打听，教育部里的人说你得先找一个工作单位，让单位上给你报销。

那时候真愿意回国的留学生可谓凤毛麟角。也不能怪他们不回，就拿李某某（现为某国家政策性银行的董事长、行长）打比方，他还是1984年回国的呢，自打他回来第一天起，就觉得自己应该在人行当部长。结果呢，体制还在那儿，什么部长？连科长都不算，一切从打水扫地开始。

为了建立股票交易所，我和高西庆没拿绿卡，自绝后路。高西庆在华尔街上有名的mudge rose律师事务所做律师，我们拿绿卡是相当容易的事儿。可就想到事业的艰难，怕有绿卡在那儿，一遇困难就往后撤。

刚开始确实很难。我俩刚回国，要游说体改委、政改办、包括一些大公司，复印、查资料、开会，高西庆都得自己掏腰包。俩人一人一辆自行车，东骑西骑，四处奔波。幸好是在美国认识了张晓彬，他当时是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他赞助了我们十万元。

我觉得人往往是被预期所趋使，开始想难点好，说不定末了事就成功了。所以我俩痛下决心，如果五年以后干不成，他在东边修自行车，我在西边卖包子。

进中南海，是贾宏生带我去的。我记不清具体日期了，他对我说今天国务院开会讨论股票的事，正好你和我去。我就坐着他的车一起去了，主持会议的叫宫著铭，开会内容正好是王岐山他们弄了一份建立北京股票市场的建议书，我一听，嘿，我回国不就是要干这事嘛。

万寿宾馆会议

早在同年4月，上海庆祝交通银行成立80周年之际，宫著铭就以人行司长的身份飞往上海祝贺。当晚，他在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家里，谈起了上海金融改革。

他说到两条：一是大力发展和利用地方金融机构；第二就是抓紧建立证券市场，有了证券交易所钱就不用愁。

说起大宫，那可真是个人物啊。还有王岐山，他那时负责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刚刚涉入金融领域。我和高西庆虽然懂证券市场，可是上层运作得靠他们。王岐山对这事一直很积极，我想他那会儿还不太懂股票市场是怎么回事，但已经隐约地感到了这事的重要性。

７月９日，在万寿宾馆，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这次会议囊括中国经济界最有实权的机构和个人，可以说，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序幕就从这次会议正式拉开。

这次会后，由人总行牵头组成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宫著铭、张晓彬主持起草白皮书——《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

编写这份白皮书，共花了一个多月。起草小组有我、张晓彬、宫著铭、周小川、高西庆、还有人总行博士生蔡重直、北大法律系副教授陈大刚、中创的许小胜。

《设想》包括了《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和可行性报告》、《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建立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

大宫和晓彬是总张罗，和岐山一起负责政策上的把关和协调。西庆、大刚管法律方面，王莉在交易操作和结算实务方面，我在交易所运作和管理方面，都受过专业训练，而且有一定实践经验，还有几十位来自主管部门、研究机构的人员参加讨论。

白皮书递上去了。

当时，一位国家领导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姚依林是副组长。领导批复希望财经领导小组开会听取我们汇报。1988年11月9日早上9点，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等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原国家经委副主任吕东、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高尚全等人。

会议一直开到中午12点10分。其间，各位领导分别就股票上市向我们提出种种疑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国家证券交易委员会领导小组要不要成立？这事由谁牵头去做？

人行与经济部门之间有争议。人民银行当即跳出来说他们牵头，项怀诚说人行工作比较忙，还是由体改委牵头吧。人行不依了，说他们早就在研究这事了。最后姚依林拍板说，你们比较忙，还是让安志文他们牵头吧，这事才顺到了体改委这边。

“搞不好是要被抓进去的”

“联办是为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做准备。”王波明说。

因为股票交易所这词太敏感，中央不愿意高调对外，要求王波明们少说多做，低调筹备。所以，1989年3月15日，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立了,简称联办。“后来改名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但大家仍叫它联办。”

“联办既然是为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作准备，为什么交易所又改在上海、深圳？”

王波明呷进一口啤酒，缓缓道来：

我们是打算设在北京的，跟中央也是这么说的。因为股票交易所最好设在金融中心。当时中国没有资本市场，只有银行。银行总部，工农中建都在北京。后来有很多原因，选择了上海。

其中之一，就是当时上海市市长朱镕基计划开发浦东。要开发浦东，中央说钱是没有的，只能给政策支持。而开发预算就是8000亿，对于自解放后内存收入全部上交中央的上海而言，根本就是天文数字。

这时，宫著铭给朱镕基写了一封信，大致内容是说，要想开发浦东，就要借全国的钱。银行已经没有办法了，你要搞个股票交易所。

朱市长问他，什么叫股票交易所？宫著铭用最简单朴实的语言向他作了解释。这引起了朱镕基的重视。说那好吧，就建吧。

问题是，要建股票交易所，上哪儿找懂这行的人啊？这就想起了茅盾写的《子夜》，想起旧上海原来是有过股票交易所的，他们赶紧把这拨老人挖出来。人还真找出几个，但他们说过去的股票交易所，交易的不是股票，而是地方债券。

联办的秘书长经书平与朱镕基的关系很熟。他去了上海，跟朱镕基说：“我们这儿有拨人，就是搞北京证券交易所的。”

朱镕基说好啊，那把他们请来，我给解决户口问题。让他们安顿下来，帮我把这个股票交易所成立起来。

后来，我们就去了上海。向朱镕基作了汇报，并讲建立股票交易所，我们可以协助，但人还是你们自己找。于是，1989年12月2日，筹建上海股票交易所的三人小组成立，分别是上海交通银行的董事长李祥瑞、上海人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声。李祥瑞后来也是沪市交易所的第一任头儿。

我们以前没觉得这事有多赶。本身建立一个股票交易所就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法律、会计、投资人、交易场所的选定。再加上那时要根电话线都难，交易所里要配50根电话线，还得层层审批，进度要快也快不起来。

直到朱镕基到加拿大访问，有记者问他，中国还要不要改革？他回答说，当然要改革，比如我们马上要建立股票交易系统，今年年底上海股票交易所就要开门。我们在国内拿到新闻稿，一看，哎哟,都在五六月了，我们还在筹备呢。

既然上面发话了，肯定得赶紧做出来。就这样，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开业典礼。

在此之前，深圳证券交易所为了抢到“第一”称号，居然就赶在12月1日试开张了，当天的情形听说比较冷清，毕竟仓促嘛。想想也挺理解他们，意义重大嘛。不光是在中国，就整个东欧国家而言都意义重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建立一个股票交易所,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外国人眼里，在中国，连股份制都是与私有制划等号，搞不好是要被抓进去的。

1992年，我参观浦东时，它真是破破烂烂。虽然他们给我看模型，指这儿是陆家嘴，那儿要歌剧院时，说得特宏伟，我心里一点都不信。再说开上海交易所时，李祥瑞在会上打招呼：说开这个交易所别指望赚钱，这个交易所政治影响大于经济影响。别想着炒股票。

我没反对他

王辉耀“海归派”代言人

海归在科技和经济领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政治领域却很薄弱。国外政府都有来自社会和民间的智库，我想，政府需要更多渠道来了解这些理性的声音

■陈琛 发自北京

从“新华商”到“社会企业家”

在以往，“王辉耀”三个字更多是和“新华商”、“MBA 通才”和“国际人”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他的经历中有着许多的“第一”：

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第一批进入国家部委工作；中国最早一批出国攻读MBA的留学生；第一位大陆留学生出身的西方外交官，也是第一位在中外政府都工作过的中国人；海归中最早一批在大型跨国公司担任高层管理职位的；最早回国创业的海归中的一个；他还曾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商学院的客座教授，“新华商”概念的首倡者，出版了六部著作……

如今，他的履历表上又增加了一串：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商会2005委员会理事长、全国青联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

随着王辉耀创办欧美同学会商会及其2005委员会，在他出版《海归时代》这部国内第一本全面解读中国留学人员归国群体的专著后，他又多了一个“海归派”代言人的头衔。

在世人眼中，王辉耀作为新一代海归社会企业家的形象，越来越清晰。

“一个人到了一定程度，日食三餐，夜眠八尺，也就足够了，个人资产多一个零少一个零区别不大。这时候我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让一个群体对社会多一些回报。”

以前的留学生大部分由教育部公派，回国后多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工作，一直处于体制内。而1990年代后期出国的大量留学生中，90%以上都是自费留学，回国后多在外企、私企工作，或者是自己创业，形成了一个存在于体制外的庞大的社会新阶层。

北京朝阳区的CBD中外闻名，在其间工作的外企白领有几十万，其中海归就有好几万人。这些人中大多数是1990年代后期出国的那一批，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单位或者组织，但他们也有归属的需求，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组织，能够传达这个群体的声音。

如何影响这批人，使他们的个人事业和国家民族的发展方向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发现并思考这一问题的，也许远远不止一个，但王辉耀却是现实中第一个付诸实际行动的。

王辉耀提议发起了欧美同学会商会，为这个新兴阶层创建一个组织，搭建一个良好的人际网络平台。

但商会创会伊始，却不是这样轻描淡写。在向欧美同学会负责人提出建议后，王辉耀带着自己公司的员工，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组织筹建工作。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2002年10月17日，在王辉耀组织和倡议下，田溯宁、张朝阳、吴鹰等近百位留学归国人员聚会北京南河沿大街111号，欢庆欧美同学会商会的成立。

这一天，有着近90年历史的欧美同学会仿佛变成了青春少年。

商会主要是引入国际化精英办会的模式，比如月度午餐会、时尚海归聚会、国际论坛、主题讲座、休闲活动等等。要工作不一定就是工作狂，商会倡导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商会已经连续4年举办京城最大的海归圣诞新年聚会，去年达到了空前的1000人。

与此同时，王辉耀还发起了“中国留学人员创业与发展论坛”，帮助留学人员就业创业；创办“商会名家论坛午餐会”，吸引精英在一起脑力激荡， 举办“仲夏夜精英慈善晚宴舞会”，募集善款帮助京郊贫困失学儿童。

几年下来，商会系列活动已经形成一个品牌，成为欧美同学会中最活跃的团体，在社会上形成了很好的口碑。

王辉耀在欧美同学会的开拓工作得到了社会认可，2005年，欧美同学会理事会推选他成为总会的副会长。

打造海归智库

2005年5月，《财富》全球论坛在北京召开。因为大雨，首日的财富论坛开幕式从天坛公园祈年殿移至人民大会堂，王辉耀在这里碰到了欧美同学会商会副会长、时任中国网通集团总裁的田溯宁。两人话题投机相聊甚欢，都觉得国家发展需要海外的人力和智力资源，中国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获胜，也需要一大批国际化人才和团队，不过这样的人才还少，需要有一个更高的平台把海归精英力量聚集起来。

2005年11月20日，长安俱乐部，王辉耀、田溯宁、王波明等二十多人出席2005委员会第一次理事会。思想新锐的海归精英们尽显群英本色，言语犀利尖锐，各具主张。

在这次会议上，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王辉耀当选为2005委员会首任理事长。

自此，欧美同学会商会品质得到重要提升，其作用从以往的联谊，为海归构建社会网络平台，发展到凝聚一批有成就的中国国际化人士，打造一个高端交流平台，成为为中国崛起建言献策的智库，扩大“海归”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政治、社会公共事务中的影响力。

在成立后的短短半年里，2005委员会就以“充分发挥留学人员在民间外交中的作用”、“建立留学人员创业计划”、“反垄断与新一轮经济改革”和“人文奥运和恢复传统假日” 以及“建立中国创业创新大学”等主题，向有关部门递交了建言报告。

“大量海归活跃在律师、注册会计师、咨询分析师、风险投资、外资企业管理层、自主创业群体里，他们是新社会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代将他们推到社会新兴推动力量的位置上。”说到这些，为这个群体鼓与呼的激动，再一次生动浮现在王辉耀的脸上。

为什么不为社会多做一些事呢？

人物周刊：你为什么愿意把时间花在欧美同学会商会这样一些不挣钱反而要花精力的事情上呢？

王辉耀：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都是政府、企业、社团三足鼎立的，特别是对于正处于急遽转型、矛盾多发期的我们国家。当下中国社会团体还很不发达，的确需要有人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这不仅需要热心、精力、钱，还需要国际化的视野、观念和经验，我想，在这些方面我还是很有优势的，前半辈子忙很多个人的事，现在有精力、时间和资源，为什么不为社会多做一些事呢？

人物周刊：付出总会期望有回报吧？

王辉耀：我不需要什么回报，做到一定程度，别人会注意到你做的事，这就是一种对社会有益的影响力。

人物周刊：在中国，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社会企业家”？

王辉耀：社会企业家是创建各种非赢利社会组织，创办或参与管理社团，服务社会公益，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现在中国这样的人很少，比如成立“阿拉善SEE 生态协会”的企业家，坚持个体环保的廖晓义。

人物周刊：要想在传统体制内做一些突破体制的事，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王辉耀：观念还不够开放，政府官员吸纳体制外的特别少，体制外的人做事非常受限制。中国的政府、企业和社会需要加大吸引留学人员的力度，甚至政府、人大、政协里都应该有这批国际化人士的参与。

人物周刊：要成为国家的智库或者说智囊团，是想发挥海归高端人士的参政议政作用吗？

王辉耀：海归在科技和经济领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政治领域却很薄弱。国外政府都有来自民间的智库，我想，这些有国际视野的人应当能够为政府提供一些中立的、没有利益冲突的意见，政府需要更多渠道来了解这些理性的声音。

我们已经进行的讨论，涉及民间外交、教育、房价、反垄断等问题，都是社会和公益话题，以后也是往这个方向进行。

如果遇到比较尖锐、但对政府和社会有建设性的意见，我们还是会做可行性研究，用政府能够接受而不是激进反抗的方式表达出来。

江上舟对当官我还没入门

从一般人的角度看，我10多年来，职务没有得到升迁，蛮坎坷的，但本人并不觉得有什么后悔和遗憾。我对当官没动过心思，精力主要放在干事上。当官呢，事情就不一定去做了，因为干事可能会得罪人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北京

这是一个始终处在时代风口浪尖的人。

“文革”结束，第一批出国留学考试，他参加了，成为国门重启、留学海外的先行者；中国筹建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他参与了调研、规划；海南建设“特区中的特区”洋浦，他出任首任行政长官；上海发展芯片工业，他殚精竭虑，中国搞大飞机，他四处调研、奔走呼告……

这也是一个埋头干事、不懂官场的人。

1989年，他被列为副市长的候选人，选举的关键时刻他却替别人到外地开会；1993年，他被列为省委常委候选人，党代会的前夕，他埋头于自己的工作，不肯花时间和领导沟通；主抓工业，知道领导不同意，为了中国工业计，他硬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10多年来，他的仕途原地踏步。

当然，他不是一个愣头青。

2006年10月22日9点，59岁的他准时出现在北京民族饭店的一楼大厅，黑色的风衣，深灰色的西服，亲切的微笑，握手、寒暄，举手投足间稳重、儒雅之气顿出。

这就是江上舟，一个归国19年、现年59岁的老“海归”。

书生

如果为江上舟59岁的人生划条线，40岁以前的他只能算是一个书生。

1965年，他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仅在校学习了9个月”，“文革”就开始了。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再不就是枯燥的政治理论学习，是他们那时候大学生活的重要记忆。

1970年，他被分配到云南省通讯局微波器材厂工作，工作中他渐渐感觉到了专业知识的重要。一次，清华大学的老师到云南去，他和同班同学、妻子（编者注：吴启迪，教育部副部长，原同济大学校长）共同表达了想学习的愿望，回到清华后，老师给他们邮寄过去很多专业书，这让他们很开心，也很感激。

其间，大学生曾有一次“回炉”的计划，他们也报名了，后来因为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影响，回炉计划夭折了，他们不死心。

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江上舟夫妇双双考回母校。

为什么去留学，去留学前又有什么样的雄心抱负，当时的江上舟是没有考虑这么多的。因为，他能出国也是因缘际会——研究生复试的时候，老师告诉他：你们考上研究生的人可以去参加公派出国留学的考试。他去参加，通过了，也就出国了，一切都顺理成章。

那时，他的大部分同学也都想考研究生、出国，动机则有些“不纯”。因为，通过考研究生再分配，可以改变已经被初步定下的命运。江上舟夫妇都已经回到了北京，不存在这个问题，他只想多学些知识，毕竟，他们在大学正常学习了不到一年时间啊。

到爱因斯坦的母校——瑞士苏黎世高等理工学院留学，让32岁、抛妻别子的江上舟眼界大开，到了知识的天堂，他感到好奇而又陌生：

系里面有几百名学生，但专职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加上秘书，才两个人，系主任是教授兼的，开学注册、学期结束都会有学生来帮忙，一切都井井有条、效率高极了。

学校也是这样。苏黎世高等工学院留学生几百人，一个专职人员负责，签证、住宿，烦琐事情全包了。

瑞士的自由、民主以及国民的高素质也让他感叹——考驾照的时候，所有的资料都是自己填写，负责的官员只核实一下，很快便办下来了，自己不去领，这些官员还会去一遍遍地催促。这在国内几乎都是不可想象的。

那时，江上舟只是一名留学生。

“那时候，从政经验太少”

1987年，留学八年后，40岁的江上舟获得了博士学位，没在瑞士做任何停留，他便匆忙回到了祖国。“这是第一批出国留学人的特色，都想着回国。”

到了国内，他才发现，他的移动通信专业搞的单位太少了，英雄一时难有用武之地。“谁能想到移动通信能发展得这么迅速呢？！”

在上海徘徊了两个月，精通德语和英语的他只好听从朋友的劝告，抛弃了自己多年的专业，去了国家经委的外资企业管理局，走入仕途。

9月，和一个中国社科院的朋友去东北出差，路上听到海南要建省，于是向朋友建议：海南建省这样一个大事，你们社科院应该出力啊！

巧的是，筹建中的海南也想到了中国社科院，请他们派专家搞经济规划。朋友知道江上舟曾提过建议，将他也拉了过去。一次偶然的谈话，让江上舟成为十万人才下海南中的一员。

1988年，在海南考察、调研并参与了规划过后三个月，国家经委撤并，没了单位的江上舟只好留在了海南，筹建刚从县级市升格的三亚市。

彼时的三亚，有着江上舟想不到的落后——电话号码竟然只有三位！留洋八年的他看不懂：难道大伙装的都是分机？——当时整个三亚安装的电话也不超过1000部。

艰苦，江上舟是不怕的。小时候，身为福建省委书记的父亲江一真被政治斗争批判过，人情的冷暖他已经见识，又在最基层的工厂干过8年，吃苦算得了什么呢？

但官场不是工厂，他有些不适应——1989年三亚选举副市长时，他落选了！

现在看来，原因很简单：选举时，别人都争着拉票，他却跑到外地代别人开都不愿意去的民兵会。更要命的是，多年的读书生涯使得他当时并未意识到与下面各乡镇领导熟识的重要性。

“现在想来，即便是在发达国家，争取选民支持也是很重要的，可那时候，从政经验太少。”江上舟现在心态已经很平和了。

1991年，再次选举时，他高票当选了三亚市副市长。

之后，他大展拳脚：在全国第一个建立了土地交易中心，明确了“要土地不要找市长，要找市场”，实行土地公开拍卖。

这一招不仅搞活了土地市场，也为三亚拿到了基础设施建设需用的资金；分管环保的他大力发展三亚的旅游产业，修了十条路建了三座桥……1993年，亚龙湾已经被列为11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一。

他的认真，他主张的政企分开，无疑会让一些人反感，因为，这断了他们的财路。而他又是为谁呢？妻子吴启迪在上海同济大学教书，他孤身一人在中国的最南端工作，繁忙的工作中他也会想到家。

洋浦四年

1993年，和妻子分居多年的他和领导谈话，想调回上海，不料，新去的省委书记认为他是个人才，不仅调不成，还把他官升一级，派为新成立的洋浦开发区管理局局长兼书记。

那一年，他46岁，年富力强。

“不谈话，或许也就不会考虑到我了。”江上舟说，人的命运有时候就是被偶然的细节所决定。

当时的洋浦石头多、荒地多、仙人掌多，树少、水少、人少，而且，刚刚经历了“国耻风波”（1989年1月，五名全国政协委员到洋浦考察，认为洋浦开发租地70年给外商“丧权辱国”。）、邓小平批示（1989年4月28日，邓小平平息了这场争论，他在海南的报告上作出了改变洋浦命运的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正是国人瞩目的焦点、改革的最前线。

在这种情景下，江上舟出任了这个号称“特区中的特区”的行政首脑，领着手下66个兵，一切从头开始。

当时，经海南省人大授权，洋浦行使地市级政府权力，设立的审判机关，被授予除死刑外的终审权。

不仅如此，洋浦还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集经济特区、开发区、保税区和城区于一体的地方，区内实行隔离式管理，可以享受关税豁免。

江上舟的执政思路是“积极的不干预”政策，尽量压缩政府职能规模，给市场配置资源留下足够大的空间。后来，有人把他搞的这套行政制度改革称为“洋浦改革”。

他活学活用在瑞士所见的“主办制”和“AB制”：比如人事局负责的工作有组织人事、党建、计生等好几项。没有下属，直接向局长负责；“AB制”是，科室中的两个业务相近的主办岗位，被指定为AB搭配，每人在一项业务中为主、另一项业务中为辅，相互配合，同时互相监督。

不止于此，江上舟还开始“公务员招考”，从全国范围内选拔英才，麾下一度聚集了8位博士几十名硕士，其他的如公共财政、无纸化办公等，都开了风气之先。

江上舟和他的同事们在洋浦构建起的这套行政体制，让中央有关部门和专家赞不绝口。

1995年，时任中编办常务副主任的顾家麒到海南考察时，准备听半个小时的汇报，后来听入了迷，“从2点半谈到了6点半”。

可这先进的理念落到传统体制的汪洋大海里，带来的只有碰撞——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拆迁安置，引发了当地人的一些不满；“特区中的特区”的招商引资，对海南其他地级市也是个冲击。

而且，江上舟说那时他的眼睛只向下——定为海南省委常委候选人的时候，他都没有时间去和同级别的市领导去沟通，他的精力都放在了百业待兴的洋浦——毫无疑问，他落选了。

1997年，在为洋浦引来投资100多亿元、亚洲最大的化肥厂项目后，他有些黯然地离开海南。

没想到，1998年，已经签订协议的这个化肥厂项目又花落了别家，心系海南的他尽管已不在海南工作，还是立即给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写信，直谈了个人看法，认为洋浦天然地适宜做工业基地。“这可能得罪了一些人。”

干事的人

从海南调回上海的时候，江上舟的职务是上海市经委的常务副主任，平行调动，可是，海南的一些人依然不放过他，“8分钱的邮票一贴，告状信也就到了”。

这没有影响他工作的积极性。1998年，他富有前瞻性地提出上海要大力发展IC（芯片）产业，在当时，这被称为“异想天开”，一些主管部门的领导不同意，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

那一年的7月到10月，他与号称“华之芯”的海外专家马启元，几乎隔一天通一次电话。商量着如何突破中国IC产业的困境。

媒体报道说，本来马启元是不抽烟的，在这段焦虑的日子里，马启元在江上舟的影响下，也变成了一个“烟鬼”……

回到上海不久，他知道了“原来中国20年前就有能力造大飞机”，又开始为中国造大飞机而奔走，2002年被查出肺癌，上手术台都没能挡住他继续工作。

一篇文章这样写：“当时他想约一些专家去上海，而北京市因为‘非典’不让市民出门。他却飞来了。他来时飞机在跑道上晒了3、4个小时，晚上到达时人很虚弱了，接着在宾馆里谈了半夜。次日中午他急急赶回，飞机又是晚点……”

不知跑了多少趟北京，找了多少人，写了多少报告。2003年11月成立了由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重大专项论证组，他任组长。“大飞机专项”是第一个、也是论证最为艰苦的一个“重大专项”。

他说，“能投身于中国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中，已经感到很幸运了”，可是，另一方面，13年来，他的职务一直没得升迁。

对当官我没兴趣

人物周刊：从1987年回国，将近20年的从政经历，有没有后悔和遗憾？

江上舟：说“从政”不客观，我这么多年来其实是在从事一种管理工作，行政管理。从一般人的角度看，我10多年来，职务没有得到升迁，蛮坎坷的，但本人并不觉得有什么后悔和遗憾。

因为，我从来没有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好像当兵就一定要当将军一样，对当官也没动过心思，我的精力主要放在干事上。当官呢，事情就不一定去做了，因为干事可能会得罪人。

1993年，海南省开党代会，把我列为省委常委候选人，我如果抛下手头的工作，去各个地方转一圈，熟悉熟悉人，也可能会当选，但我没去，把时间都放在了洋浦。所以，从当官的角度来说，我还没入门，不过，这并不是自己不知道如何去做，而是不愿意、不想去做。

现在回过头去看，我对中国尤其是上海工业的许多看法还是有依据的，在政府主导下，上海工业发展得比较好。

人物周刊：政府主导工业发展有没有问题？

江上舟：有啊，腐败比较多，这也是代价。国外一般对工业发展采取积极的不干预政策，而我们是积极的干预。（笑）

人物周刊：20多年前您负笈海外，当年的抱负和今天的现实之间，有差距吗？

江上舟：当时没想那么多，真的，回国后很偶然地走上了行政管理的岗位。我这人是乐天派，没想那么多。（笑）

人物周刊：但您的家庭出身不同啊，您的父亲是老红军，曾担任过福建省委书记、卫生部长。

江上舟：这也没什么。我父亲的最大愿望就是当一个医生，所以他后来就去学医了。

就这一点而言，我可能与别人不太一样。能赶上中国工业化的大潮，在洋浦干一段，又在上海干一段，为国家的重大科研项目出点力，现在又到了中国残疾人基金会做事，从这个角度看，还是蛮有意义的。

人物周刊：中国的教育和您领教过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存在哪些差距？

江上舟：从宏观来讲，近年来的中国教育有两大突破，一是义务教育，一是高等教育。

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对贫困地区的孩子来说是个实实在在的事，把学杂费给减免了；高等教育扩招使得大部分的人都能上大学，精英教育变成了大众教育。

但问题也很多，在哪呢？很多人把教育当作投资来看，特别是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还可以说盈利，但学历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没有哪一个发达国家有投资大学这一说法，投资就是需要回报的。

现在教育市场化有些过度了，医疗也是这样。

人物周刊：在您的专业领域之外，您觉得现在的中国有哪些地方还亟需改进？

江上舟：民主与法制要加强，要依法行政。社会性问题这两年提得比较多了，是该提民主与法制的时候了。

一个团体，当他的民主优势明显的时候，道德压力就会减轻；当道德优势不明显的时候，民主的压力就会增大。